明朝方逢时《烧荒行》云：“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大碛平川鸟飞绝，莽莽龙庭暮云黑。秋风萧萧边草黄，胡儿牧马乘秋凉。将军下令促烧草，衔枚夜发何仓皇。边头路尽迷行迹，黄狐赤兔如人立。心惊魂断马不鸣，月暗沙寒露沾湿。阴崖举火各因风，炉结如云万里同。虏帐千群皆北徙，烈焰夜照阴山红。山头突骑飞流矢，几人还向火中死。白骨成灰散不收，恸绝胡天作冤鬼。东风吹绿旧根荑，乾坤回首又春归。惟有游魂归不得，年年空逐野烟飞。”

在隆庆和议之前，明朝与蒙古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明英宗自己也在亲征中大败，被抓。

为了防备蒙古军队每年寇边，明朝设立九边重镇（后增加到十一镇），专为蒙古。

隆庆和议抓住了一个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具备，达成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也不丢面子的好协议。

俺答汗名义上向明朝称臣通贡，边界上互市，此后大的战争再也没有了，直到明末清军带着蒙古人一起入关。

清朝搞定蒙古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清朝是以小族临大国，蒙古是友军，拉着蒙古八旗一起当征服者当大爷骑在奴隶头上为所欲为。

清廷治理蒙古和治理汉地的手段都不一样，蒙古基本上是自治的，为了防止蒙古坐大，把大大小小的部落里面的首领全都封成外藩蒙古王公，互不统属，也不许互相侵占，蒙古人代代娶清朝的格格，蒙古王爷全是额驸，跟清廷是直通的。

所以满洲人入关以后要求汉人都剃头留辫子，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蒙古西藏来这套，清朝在汉地十八省开科取士，却并没有在草原上搞郡县制派遣流官治理，甚至也没有想过在蒙古改土归流。

至于说清朝推行什么减丁大兴黄教之类，可以说是蒙古人自己本来就已经选择了黄教，早在元朝时候蒙古人就开始信仰喇嘛教，藏传佛教太符合胃口了。

后世留在欧洲的一支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在周围都是东正教徒和的地盘上仍然信黄教，满洲人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要说减丁，藏族自己就一直在减丁，吐蕃强盛时候多少人，到了后世，西藏还剩多少人。

历史上各时期藏族人数的提法悬殊都大。

在七世纪吐蕃王朝统治下的人约有一千万，到清代雍正时西藏地区只有二百多万，不到一千年人口减少了八百万。

蒙古衰落也是必然。

首先是战斗力的问题，清朝入关前蒙古诸部已经被打服，皇太极称帝前就已经被蒙古诸部尊称博格达彻辰汗，成为了蒙古诸部的大统领。

清朝是靠联姻，但是仅仅是通婚的统治是不牢固的，比如内喀尔喀部总是摇摆不定，清朝多次出兵惩罚，最后内喀尔喀部被林丹汗背后插了一刀，夹击中彻底被消灭。

叶赫部也是因为以协助明朝的罪名剿灭了，这都是实打实打出来的。

所以征服蒙古诸部的除了通婚以外，最重要的还是清廷强悍的战斗力。

林丹汗以成吉思汗自居，多次南下侵掠，明朝无力阻止，只得开“市赏”，后金崛起后铁血大明朝更是制定了“制东夷在先款西夷”的伟大战略构想，想依赖林丹汗对抗后金，想每年给林丹汗四千两换取其协防广宁，但是林丹汗连明使都不见，第二年明朝乖乖的提高到四万两白银。而同时期林丹汗派到后金的使节因为用词不够尊重直接被砍死了，林丹汗屁都不敢放。有趣的是，崇祯继位后，在战场上林丹汗被后金打的毫无还手之力，但是因为“市赏”问题，林丹汗却可以轻松攻掠大同，杀死大明军民数万人，大明抵挡不住只好复开“市赏”。

但是林丹汗遇到后金还是打不过，最后被追杀亡命青海，后代降金，蒙古完全被后金征服。

大明的统治者到文武群臣的战略眼光太肤浅了，和大清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就蒙古问题来说，最关键的战略要冲在哪里，韦爵爷认为就是蓟州。

蓟州在天启年间没有经历什么战事，到了皇太极和崇祯时代就热闹了。

韦爵爷看来，蓟州最关键的作用是是震慑掌握了燕山地区，清朝时设置了热河都统，整个清朝时期，热河地区的最高长官都是武官，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战略优势。

滦河向上一直到上都方向，草原核心区尽在掌握，进可攻退可守，蒙古地区新兴崛起势力都可以做出快速反应，防患于未然。

同时也掌握了山海关内重要的水路运输线，铁路出现以前，内河运输补给能力极强，战略价值极高，这样一来，燕山要塞可以得到充足的补给，同时也成为了保护华北平原的屏障。而东侧支流又可以震慑辽河，使兵力可以快速投放到东北平原和东蒙地区。

所谓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清廷在地理上就对蒙古地区占据了极大的战略优势。

所以为什么清廷时期，每年春末夏初要蒙古王公贵族来围猎。

大家除了打猎吃肉联络感情，清廷还要秀一秀肌肉，告诉蒙古别不听话，不听话就是作死。

同时，清廷还修建了很多喇嘛庙，文武两开花，彻底解决了蒙古草原几千年的边患难题。

反观铁血的大明王朝，明朝把燕山地区放弃了，然后在平原上建了长城。

滦河和辽河都让给别人。

所以明廷一直被蒙古打的抬不起头。

大明王朝的这战略水平，韦宝是想不明白的，甚至在最厉害的朱元璋和朱棣时期，都傻的冒泡，该控制的地方不好好控制，自己把战略要地用长城一分为二了。

打又打不过，战略思路也跟不上，最好也就只剩铁血上吊水太凉了。

清朝一国多制。

要想让不同意识形态的国民统一在一个国家，最省力最高效的方法不是屠杀，而是允许其自治。

西汉刘邦独创了权利让渡的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一国两制。

但是，其后的汉人政权在儒教扩张的原教旨主义下，走向的大一统这一条路，以至于历代汉人政权只能在汉唐规模中打转，再无突破和爆发。

太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太强调儒学独尊了，自然不利于疆土的扩张。

汉人拥有儒教教义这一大杀器，固然可以保持汉文明千年不坠，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独占性，唯一性的弊端也很大。

由此，华夏后世两次版图的大扩张，也只能由全然不被儒教教义所束缚的蒙古人和满人实现了。

儒学的根本在于礼法上坚信嫡庶观念。

满清皇帝却是完全不搭理的，历代皇帝传位，在诸子之中选贤与能。

类似宋朝、明朝因为立储而导致的多次国本动摇，在大清根本没有发生。

在满人的朝廷中，汉人的儒学从来没有被真正尊崇过。

大清三百年，一无名臣，二无大儒。

历代满人皇帝的基本共识就是汉人的儒学只适合被使用来统治汉人而已。

清朝只用儒学治汉人，对于蒙藏回各种并不要求。

满人精通汉语却不会满语，还要被皇帝骂得狗血淋头。

后世以为满人只知道闭关锁国自守，然究其实，清朝十三行的外贸惊人，远迈前代。

所谓的闭关锁国，在满人眼中却是有效管理。大清外贸商品遍及全球，给十个大明朝都比上大清朝的全球贸易量。

任何将意识形态定位一尊的国家，都必然在国际大争上全面收殓而失去去扩张性。

只有奉行多元主义兼包并容的国家才有全球视角，才可以频繁对外用兵。

如果排斥他国之文化，非得将他国之人的意识形态统一了，那么，用兵的成本已经很高昂了，更不用说治理的成本了。

蒙古人、满人的成就，汉人注定是无法学习也不可能企及的。

韦爵爷其实是明白这些道理的，但是韦爵爷不想放弃对天地会和天地会治下地区的绝对控制，等于是历代汉人政权的翻版，顶多说在科技上有一点先天优势。

在制度上，说是推行资本主义，但韦爵爷的资本主义是没有经过原始积累，直接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折腾的。

这是一个畸形的产物，韦宝自己也很清楚。

韦宝自己又想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让自己向封建皇帝一样。

韦宝又想获得高度自由，商议繁荣，科技发达，极具扩张性的国家形式。

可这两者是不兼容的。

不过韦宝也并不是很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韦宝毕竟是一个凡人，凡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在这个阶段，韦宝在制度上，吸收后面清廷的许多经验，再吸收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波拿巴的经验，有这两项，就已经很无敌了。

韦宝并不觉得把清廷的许多封建制度的巅峰之作和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波拿巴放在一起有什么违和的地方。

而且在时间顺序上，韦爵爷觉得三者是连贯的。

靠清廷的发展历史打基础，剩下两者是韦爵爷的进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