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云山想起后世的人民党，也是一步步才走到农村人人分田地的，其中的过程，自己有必要好好琢磨一下，效仿效仿。

人民党原来在景岗山的时候，也是实行消灭一切剥削，没收一切土地，将普通有田地的农民利益也全部侵害，因此后来便进行调整，只是没收敌人的公共土地及地主的土地，团结了普通有田的农户。

后来，在抗倭时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人民党甚至允许地主存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将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也减少到社会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

当初就是实行了这个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农民的抗倭积极性，又争取了地主中的大多数人，站在自己这一边，至少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对地主出现。

冯云山在想，那时候，人民党的力量还很弱小，若是就像自己现在这样，不但铲除所有地主，而且将富农、乡绅的土地，全部没收，甚至像那个本地土人说的那样，将他们普通农民的土地也分给其他人，必然会招致他们的反对。说不定，人民党也熬不过那段艰难的时刻。

正因为他们正确判断了形势，采取因地制宜、符合时代的土地政策，才会获得最多数人的拥护。

直到后来军队强大了，可以掌控全国了，才又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但直到最后，也没有彻底没收所有富农、中农的土地。而是采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聚地、有分别地消灭地主。

想到这里，冯云山不由得叹了口气。自己还是没有经验，不是做政治的出身啊！

不过，这次土人叛乱，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反倒提醒了自己，却是个好事情！

通过对后世人民党的土地政策变迁过程的分析，冯云山已经抓住了最关键的要点。他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为何要进行土地改革，制订的土地政策目的是什么？说穿了，就是要打击一帮人，拉拢一帮人。说到底，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而自己制订土地政策，必然要拉拢最多数的、对自己帮助最大的那些人。

而且，任何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能生搬硬套，必须要因地制宜、符合这个时代。

现阶段，不用一刀切，一杆到底地将土地全部分出去，只要按照后世的减租减息政策来，就足已让那些背负高额地租的佃户们对自己无比拥护了。而且，还不会将那些中立的乡绅和富户们逼到满清那边去。

后面，等时机成熟，再引导这些乡绅转向工业和商业，实在不行，也要到那时再拿这些地主乡绅们开宰。

而对于那些亲近满清的官绅们，以及为非作歹的大地主们，就不必客气，直接斩草除根。一来，震慑中立的这部分乡绅，二来，即便如何对待他们，也不会换来他们对自己的拥护，还不如直接宰杀他们，所能得到的利益也最多，否则，对于参加讨虏军的军属们，要授予的田地，从何而来？

想到这里，冯云山顿时有了决定！这次，彻底掌控两广的冯云山，露出了他的獠牙。

几天后，离广州城比较近的广州府、肇庆府、惠州府、韶州府、梧州府，甚至还有新占的潮州、琼州和雷州、高州等府的众多乡绅和客商，都被半邀请半强制性地带到广州府的城东校场。

郑绩是广州府新会双水乡桥美村人。

他自少攻读四书五经，多才善辨，能书工诗，擅绘画兼习医术，可谓全才，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屡试不第，遂绝意仕途，专意做名富家乡绅。

他生性任侠，疏财仗义，乐善好施，周济贫困，因此在新会双水一带几十里，很有声望。

他家有良田近二百多亩，可谓新会的一大地主，然又经营盐业，操纵有术，进出居奇，缴完盐饷后，竟然获利丰厚，竟然超过田租之利的数倍。

不过，最近他听人传言，说是两广被广场城里的圣王占据后，对他这样的地主要打击，家有田地的，都要收缴，分给无地的客家人。于是，他有些心惊胆战，盘算着是不是卖掉一半田地。但考虑到，这些田产都是郑家祖先遗留下来给自己的，没到最后一刻，还是不愿意就轻易卖掉。

这次，郑绩亲自押送一船粗盐来广州城，不巧，被讨虏军也请到这个城东校场，说是代表新会的乡绅，倾听圣王召开“政策宣讲会”。

郑绩和两名伙计被全身搜查，证明没有携带武器后，由一名讨虏军领到校场的时候，整个校场已经挤满了人。

郑绩环顾了下四周，单是被请过来和他一样的乡绅加随从，怕是不少于四五千人。

大家席地而坐，初春的廣东，也不觉寒冷。

没有过多等待，“政策宣讲会”直接开始。